2024年3月下旬，江苏省考古学会、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江苏2023年度十大“田野考古示范项目”，淮安新路遗址榜上有名。2024年7月12日，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全国考古新进展、新成果，作为淮安城市考古项目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新路遗址也入选其中。新路遗址位于淮安河下古镇西侧，隔城西北路与河下古镇相望，西北距板闸遗址约3公里。从2023年7月开始至2023年12月止的第1轮考古发掘中，首次发掘区大致呈长方形，实际发掘面积1675平方米。现挖掘出的遗址内，34栋房屋错落有致，8条古道贯穿其间，10座灶台炊烟仿佛还缭绕在空，13条排水沟默默诉说着旧日的规划与秩序，370余件陶器、瓷器、木器与金属器皿，带着那个时代的日常与繁华，静静地躺在时光的尘埃中，承载着过往的生活记忆，悄然展现在世人眼前。
遗址内最重要的发现，为1条长约75米、宽约4米的道路，“西北—东南”向贯通整个发掘区，所有房址都沿着这条路在两侧有序分布。路面呈半拱形，多为小砖立砌，少部分为碎石铺垫，应为后期修补。道路两侧分布两条排水沟，排水沟南北又各有1条辅路，共同组成了整个遗址区的主干道系统。据《续纂淮关统志·重筑新路碑记》记载，板闸新路实际上的修筑人是陈梦琛。明万历年间，陈梦琛以户部郎中身份担任淮安钞关税务监督。其任职时，板闸新路被水冲毁，他作为淮关主事，特意捐资修筑了这条新路，称之为“陈公新路”。新路初筑之时，为沙土质路面。在这条路的两侧则沿路栽植桃树、柳树，再横以独木小桥。每当春深时节，轻风拂面，花明柳翠，万木竞秀，欣欣向荣；薄暮之际，柳丝摇漾，溪水之上，烟雨蒙蒙，恍若仙境，难怪议论者比之为杭州西湖中的“苏堤”。路的南北两端，建有两所牌坊：一所牌坊题额曰“柳阴官道”，意为柳树遮阴的官修大道；另一所牌坊题额为“题名坦道”，意为此路是通向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能够金榜题名的平坦大道。直到康熙年间，杜琳重筑新路时，记述修筑“陈公新路”的碑碣依然存在。从刊刻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淮安三关统志·关口总图》可以看出，“新路”是河下、河北通向板闸的重要通道。由明代的万历、泰昌、天启、崇祯皇帝，到清代的顺治、康熙皇帝，看似倏忽之间，却已过百年。淮安经历了地震，经历了洪水，经历了兵荒马乱，新路也饱经风霜。尤其是伏龙洞闭塞以后，汇聚的积水难以排泄，泛滥成灾。民田之中，较高的田地露在水面之上，那些低点的则沉入水中，变为低湿、沼泽之地。而高出田地的新路横亘在田地中间，两侧水波激荡，不断地冲刷路面两侧的沙土，路面一天一天地崩塌剥落，渐渐地失去路的形状。康熙二十四年（1685）冬天，杜琳来掌淮安榷关。上任伊始，他目睹了水灾后的凄惨景象，哀怜商旅行人和周边百姓。经调查了解，杜琳得知连年的水旱灾害，导致过关船只货物零落稀少，征收税额屡屡不足，急切思考补救的办法。于是，计划招募劳力，担土挑河，疏浚刁家嘴，使积水泻于乌沙河之中。而后，田地、房屋全部从水中露出，行人商旅再无沉溺水底之忧虑。可是沙堤低陷，积水排泄不及时，从长远的安全角度来看，非大力培筑沙堤不可。再看关税征收也萧条冷落，便没有时间顾及修路之事。刚好有个叫照明的僧人，请求以募捐方法修路。杜琳喜出望外，带头捐资100金，同事鄂公捐资50金，且书数语以示倡议。淮安数十位缙绅士贾，听闻消息之后，纷纷慷慨解囊，捐资修路。于是，不避夏天炎热，广招劳力，修路工作热闹地开展起来。不到1个月，新路修建成功。建成后的新路，虽然没有栽植树木，没有当年那样“佳胜”，但新路沙平路直、“坚凝广厚，颇堪经久”，凡是从这条路上出行的人，全都欢呼夸耀，赞叹不停jbo竞博。后杜琳撰《重筑新路碑记》，勒石纪事，并附捐资人姓氏与董率其事者，赞美那些“仁人君子，好行其德者”。
为何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修筑这条路？这要从陈瑄开凿运河说起。明代初年，陈瑄开凿清江浦，在运河上先后置福兴闸、板闸等五闸，漕运、盐运均改道淮安城西。淮北盐运改道城西后，朝廷设立的盐务管理也发生改变。正德十年（1515），淮北盐引批验所由淮河南岸改设到淮河对岸的河北镇，并开支家河接通涟水，避免盐船行经淮河风涛之苦；两淮都转盐运使司淮安分司也由今涟水县移驻于淮安批验盐引所旁。淮北各盐场盐均由驻淮安的淮北监掣同知和淮北盐引批验所监掣后，再由乌沙河下运河、洪泽湖、淮河，运往皖北、豫南各口岸销售。加之在板闸建立淮安钞关，在乌沙河口设立关口，河北、河下成为国家管理淮北盐的机构所在地，乌沙河是淮北盐转运的最主要通道，板闸、乌沙河口、河北、河下形成较为繁盛的坊镇，新路的地理位置显得尤其重要。乾隆二十七年（1762），距康熙时杜琳修筑新路已有七八十年。其间，淮安经历了康熙三十三年（1694）淮河、黄河涨溢，三十四年的夜间地震，三十五年的黄河骤决；雍正八年（1730）的黄河、淮河涨溢；乾隆七年（1742）的黄河、淮河涨溢，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连续3年大水。当年的新路又破烂不堪，而通行的行人商旅日益增加。通源寺僧人悦贤主动发起筑路的募捐行动，筹集资金修筑新路。此次修建，路面全部用砖头铺筑，整条路长三百数十丈，十分完整、坚固。不料，乾隆三十九年（1774），黄河在老坝口漫溢，淮安遭遇史上最为严重的水灾，新路、乌沙河镇皆沉入河底，仅留下新路街、新路村等地名以及种种传说。从遗迹道路内部看，整体为沙土堆筑，表面和侧面用砖包砌，两侧坡度较大，甚为罕见，应为消减水的冲击而专门设计，与文献中“沙堤低陷，水潦不时，计得安久之策，非大加培筑不可”相吻合。
除了这条主干道，此次考古发掘还揭示了各类保存完好的遗迹，包含房址、道路、排水沟、灶台等。特别是34座房址，功能很分明，有起居室、店铺、厨房及储藏室等，有的房址内还发现了小板凳。发掘的第1期房址多为砖墙构筑，其砌筑方式多为淮安地区特有的“空心斗”墙，也就是内外砌两层皮，两层皮之间填充碎砖瓦、土或土坯砖，墙内嵌立柱。第2期、第3期房址多为篱笆墙，是用芦苇编织而成的。篱笆墙大部分是双层，少数为单层，每50厘米处就会有1道横索收夹固定，转折处立着木桩以起连接、支撑等作用。这种篱笆墙的砌法也是古籍中所载“淮屋”（即草房）之样式。遗址首次发掘时出土了瓷器、釉陶器、金属器、石器、骨器、木器、建筑构件等各类器物，但完整器较少。目前已修复器物370件，其中采集、发掘、修复的青花瓷器共200余件。从器型上可分为碗、盘、杯、罐、器盖、塑像等；从釉色上可分为青花、白釉、青釉、黄釉、霁蓝釉等，其中又以青花瓷器最多，还有少量白瓷、青瓷，另有各类陶器jbo竞博、金属器、石构件等。“萬福攸同”“長命富贵”“富贵長春”……这些青花瓷器上，有很多都印着吉祥语的底款，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黑釉陶罐jbo竞博、黄釉陶器盖、绿釉灯座……遗址内还出土了一些陶器。从釉色上分，有酱釉、黄釉、黑釉、绿釉等。此外，铜勺、发簪、筷子……这些民间生活用品都较为完好地出土，充满了生活气息。在首次发掘区内，考古人员发现多处“侵街”现象——街道两侧的建筑占道建设，蚕食甚至吞并街道，这被认为是商业繁荣的一种反映。现场可以看到，1座房屋直接在其门口路面建起灶台，或是为了方便沿街叫卖，足见当时运河边街市买卖的繁荣景象。发掘的房屋遗址中，最大的1间南北长10.6米、东西宽4.7米。另外，在房间内发现了3处灶台遗迹，推测此处很可能是酒家或旅店。摩肩接踵的人群、人声鼎沸的街市、准备盘坝的货物……构成了一幅明朝时期淮安的人间烟火，定格在历史长河中。通过考古挖掘，明代淮安的人间烟火已然展现在我们眼前。然而这一段历史却仿佛被定格了，遗失在淮安的历史长河中。如此大规模的建筑群，它究竟是什么地方呢？遗址所在位置北侧为古淮（黄）河河道。明初，在淮河南岸相继筑五坝，为通淮要道。五坝是漕运孔道，周边商贾往来络绎不绝，在明代前期就形成了规模可观的商业活动街区。到了隆庆、万历年间，漕运总督王宗沐在淮安城西修筑黄河大堤，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河下关厢避灾减灾的目的，以至于这里的商业更加繁荣。有一种观点认为，此处是历史上的窑沟市。河下相家湾街向西就是窑沟。明代天启《淮安府志》中记载：“窑沟市近礼智信三坝，毗连菜桥，五市之西湖嘴最闹之地”。这里曾“千舳丛聚，侩埠羶集”。清代康熙时，翰林院检讨张鸿烈编写《山阳县志》时说：“河道变迁，盛衰莫定，如联城本屯船坞、新城成积水区、湖嘴洲渚蔚为市廛、窑沟繁华变为瓦砾。”乾隆《山阳县志》也记载，窑沟曾是昔日最繁盛处，因为淮河迁址而废。从以上论述来看，若现今发现的仅为明代遗迹，那最有可能是窑沟市，4米多宽的路也最可能是窑沟新街。又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可能是历史上的乌沙河镇。据《南河志略》中记载：“乌沙河在郡城西，通智、信二坝，以备车盘货物入外河，久湮废。盖由东至北，转西达于运河，其故迹也”，当年运河船只盘坝入淮和北方货物盘坝入运河带来了市镇的空前繁荣。在《淮关统志》中，记载有1处名为乌沙河镇的地方，乌沙河镇距大关3里，在运河北岸，设有稽查分口，“引盐过坝，土物登舟，事杂言庞”。如遗址中有清代的遗迹，此处为乌沙河镇的概率确有。作为2023年度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重要进展之一，新路遗址是继泗州城遗址、板闸镇遗址和庆成门遗址之后发现的又一处保存完好、规模较大的同类型遗址，对研究淮安地区明清漕运史、运河开发史、城市发展史、社会生活史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是明清时期淮安作为“运河之都”的重要见证。
